非洲“无国界医生”迪亚拉:把爱投在中国

2016-11-21 20:54:39 来源:

I导读:感谢迪亚拉博士,让我们知道还有人用一己之力,做着这么了不起的事。

马里,西非的一个内陆国家,北部为撒哈拉沙漠,距离中国有1万多公里。一位出生在这里的非洲兄弟,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钻研起博大精深的中医。 11年后,他成为世界首位获得中医针灸博士学位的外国人。因不接受拿医药回扣的潜规则,他远赴西南乡村践行救死扶伤的信仰。为艾滋病、麻风病人发声,将受到非人性对待的患者从猪圈救出。坚守乡村17年,他往返于昆明和红河州,为基层培养了3000多名村医…… 这就是“黑求恩”,一位扎根在中国西南的非洲中医人,迪亚拉博士。

与中医结缘,它是一生的理想追求

迪亚拉的家里共有五个孩子,他排行老三。爷爷曾是当地的草医,父亲则是马尔卡拉医院的院长。 1984年,迪亚拉从马里医学院全科专业毕业,由马里政府选派到中国深造。到中国之初,他先在北京医科大学普外科学习,但却渐渐被中医的博大精深所吸引,在他看来,到中国不学中医,几乎等于荒废了学业,于是决定弃“西”从“中”。他来到广州中医药大学,在那里读完了5年的本科。 “大学第一学期‘医古文’只考了40多分,好惨哦。”说起第一次尝到考试不及格的情景,迪亚拉苦笑着摇了摇头。为了迅速提升自己,迪亚拉不厌其烦地请教,课余时间看古装剧、听古戏、逛博物馆,看到不认识的字就去翻新华字典,医学古汉语字典也被他翻得破破烂烂。他认定,中医就是他一生的理想追求。

迪亚拉的一些中医教材

11年苦读,他成为全世界第一位获得中医针灸学博士学位的外国医生,师承成都中医药大学“神针杨”杨介宾教授。 “杨老在课余时间经常把我带到家里,给我讲《内经》《难经》等中医著作。到毕业时,这些典籍我已全部背会。”迪亚拉说,在中国,他可以拜访名中医,可以看古书,可以找到同道讨论……离开中国,这些太难了。

牛刀小试,几根银针治大病

1990年暑假,迪亚拉回到了家乡,决定到医院一展中医之长。当时,毕业于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妇科专业的师兄是医院的院长。师兄听说迪亚拉要来医院坐诊针灸,脸上露出了怀疑的表情,还把中医称为“巫术”。一天,一个怀有四个月身孕的孕妇因打嗝到医院就诊。之前,师兄已经为其诊治过几次,并未见效。无奈,这次师兄将患者带到了迪亚拉面前。 “你这个搞巫术的,来看看这个病人有没有办法治?”师兄脚都没迈进迪亚拉的诊室,说完话就要走。 “你别走……”迪亚拉一边忙着将患者扶至病床上,一边对师兄说。迪亚拉在患者手腕的内关穴和脚上的公孙穴进针,行针5分钟后,患者症状缓解。紧接着,他又在患者背部定喘穴行针。约半个小时后,孕妇打嗝的症状完全消失了。 “太神奇了!”师兄感叹道。在当时,人们只知道针灸可以治疗疼痛方面的疾病,却不知道它还能治内科方面的疾病。如果孕妇的病没治好,针灸在他们医院就很难发展起来。令人欣慰的是,迪亚拉用手中的银针证明了针灸的神奇。

迪亚拉在义诊 

2014年,迪亚拉又在生日期间抢救了一个阿莫西林过敏的小伙子。当天下午18:00左右由成都开往昆明的K113列车上,有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因吃了两粒125毫克的阿莫西林而出现呼吸困难,全身起皮疹,心率160次每分钟,呼吸困难。但因为火车晚点,到下一站要两小时后。车上没有其他药物可用。迪亚拉便用自己随身带的针具给他治疗。体针开四关穴,加曲池穴。耳针取肾上腺、心、肝、脾、内分泌。每五分钟曲池穴行透天凉手法,四关穴平补平泻手法。15分钟后呼吸平稳,心率92次每分钟。经过一个小时的治疗,小伙子全身皮疹消退,呼吸18次每分钟,心率68次每分钟。迪亚拉不禁感叹中医万岁!

扎根云南,培训三千村医

刚毕业的时候,迪亚拉到大医院里面工作,病人也很多。但有一次,副院长找到他:“诶,你的病人虽然多,但是你的奖金是全院最少的。” 迪亚拉问:多少?院长回答:172块。院长对迪亚拉说:“你能不能多开一些药给病人,这样你就能从里面多挣一点钱。” 迪亚拉说:“对不起,我做不到。” 院长第三次来找迪亚拉的时候,迪亚拉提交了他的辞职报告。离开大医院,迪亚拉决定全心全意投身到公益事业,他说这是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经常告诉我,如果你知道什么是行善,而你又不去做,那就是罪。”

云南学校义诊,查出6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

迪亚拉来到云南,他发现那边的乡村医生状况不容乐观。“这支队伍(乡村医生)曾经为中国的医疗发展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但如今却得不到重视,所以我决定要培训他们。”迪亚拉和当地政府申请,让乡村医生来免费学习,他包揽他们的路费、住宿费、伙食费,毕业之后还要送他们三大件(听诊器、血压表、体温表),除了这些,还有工作服、一些药品和书籍,让他们回去安心开展工作。 

“我记得有一次,卫生局给我送了两个学员。一个学员是小学六年级的文化水平,从他那里到最近的乡卫生院要五个小时,那个村子又特别大,特别需要一个乡村医生,这样一个文化水平的医生,怎么培养他?我就手把手、一步步教他,不像大学里的教授讲完课就走了,我是参与性培训,一边学习、一边操作,就这样带他。” 

“还有一个学生是哈尼族,不会说普通话,因为他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水平,我就把他安排在一个学习好的同学旁边,我上课的时候,那个同学给他翻译,一下课,我们就开另外一个班,一对一,还要那个学生翻译,三个月把这个学生带出来。这样至少他回到那个村子里,可以解决一些小问题。我们培养乡村医生的目的就是不要让小病出村,不仅要教他们医疗方面的知识,还希望他们医德能超过我。” 

“在回访的过程中,有一位姓杨的医生很激动地跟我讲:迪老师,现在我们村民真的叫我‘杨医生’了!可能你们觉得奇怪,在大城市穿着白大褂不都叫医生嘛。但是在村民眼里,这是不一样的,我们原来可能就是一群敲着二郎腿、没有负责任、不做事的人,但是现在,他们看到你变了,有责任心了,所以他们叫我杨医生!” 

坚守乡村行医17年,迪亚拉仅在云南红河州就培养了村医3000多名。红河6个老少边穷县,90%的村委会都有了自己的乡村医生。

科普宣讲,让艾滋病毒携带者走出猪圈

给村医培训后,迪亚拉还会跟他们去村子里面发现问题,比如公路卫生、传染性疾病,都存在很大的问题。有一次,村民们告诉迪亚拉,他们村子有一个艾滋病病人,从外地打工回来后,被检查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大家都很害怕,想把他撵走,但他的父亲觉得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就想了一个办法,把他关到猪圈里面,猪圈里面有一个小洞,通过这个洞递东西给他吃。迪亚拉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召集团队,通过角色扮演,把故事搬到了舞台上,给这个地方的人讲,艾滋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应该如何对待一个艾滋病感染者,应该如何去关爱他……最终通过他的宣讲,患者的父亲和迪亚拉走进猪圈里面,把小伙子带了出来。除了艾滋病,还有麻风病,迪亚拉告诉村民们,麻风病不都是他们想象的图片上那些可怕的样子,如果乡村医生能够早点发现他们,他们会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下来。他还会带自己的孩子去看望麻风病人,认为这对他们是非常好的教育。

看望曾经的麻风病患者

非洲小伙,中国女婿

说到家庭,迪亚拉还是个中国女婿。他与妻子杨梅是在成都的一家教堂认识的。

当时27岁的杨梅由于长时间操作电脑,眼睛渐渐近视。迪亚拉为之扎针,止住了视力下滑。接触多了,双方都有一些好感。小心谨慎的杨梅刚开始对迪亚拉心怀芥蒂,但她发现迪亚拉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和渊博的知识,慢慢地,她从心里接受了这位非洲黑小伙。

杨母有风湿,杨梅邀请这位黑人朋友为母亲治疗。第一次来串门的迪亚拉不像别人一样称呼二老为“伯父”“伯母”,而是叫“爸”“妈”。杨梅的父母一听很是恼火,要赶迪亚拉走。迪亚拉连忙解释,在马里,一般称呼上年纪的熟人为“爸”“妈”,才化解了危机。

迪亚拉给杨母扎针,杨梅热情地端茶递水,俩人亲密得很,杨梅的父母很快就看出这个年轻人醉翁之意不在酒。杨父坚决反对女儿与之来往:“他来,就是想和你耍朋友。这不行!”老人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马里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实行着一夫多妻制。但迪亚拉耐心琢磨怎么过老人这一关。

杨母因扎过几次针,疗效明显,又见迪亚拉是个知书达理的学者,心里早有所动,虽然未松口,但暗地做了老伴不少工作。 

1997年8月2日,迪亚拉和杨梅在成都天主教堂举行了结婚仪式,现在已经有了一对可爱的儿女。

迪亚拉夫妇与女儿

说中医是伪科学,他比中国人还着急

很多人认为中医很神,迪亚拉解释说,其实这个神不是神秘,而是奇妙。

当谈及“中医如何走向世界”时,迪亚拉认真地说,有些中国同行试图让中医西化来得到西方承认,这是很错误的想法。中医和西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西方科学把自己宣传成唯一的科学,反而说中医是伪科学。其实和中医相比,西医只有很短的历史,在中医面前,西医还是个小孩子。中医体系要比西医成熟很多、完善很多、先进很多。西药是实验室做出来的,而中医是把人看作一个整体,顺应自然,怎么能让实验室标准来衡量自然的东西呢?成熟的体系向不成熟的体系妥协,难道就是“走向世界了”吗?

每当有人把中医看作伪科学,迪亚拉比中国人还着急,他说他和中医同行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中医整套体系推广到西医世界,而不是改变中医自身向西医妥协。

这些言语,让人们看到他的赤诚,这位常忘记自己是老外的马里人,令许多中国人为之动容。

声明/本文内容来源:迪亚拉个人博客、微博、朋友圈、演讲等,由中医书友会编校发表。

非洲“无国界医生”迪亚拉:我的乡愁在昆明

他今年51岁,却已离开家乡马里31年了。上一次回家探亲,在他曾经熟悉的首都巴马科竟然迷路了。但是对于昆明的变化,云南的变化,他心中稔熟。

如若不是黝黑的皮肤,他俨然是云南人。

的确,来自西非国家马里的“无国界医生”迪亚拉居住在昆明已有16个年头,他对云南的贡献比对自己的故乡还多。如今,马里的发展日新月异,而他对家乡的印象仍停留在10年前探亲时的记忆里。

迪亚拉是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专家志愿者,自从1999年来到昆明,他就与云南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的潜意识里,云南早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我对‘年味’的变化感同身受”

听说过迪亚拉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牛人”,他身上有很多光环——中国第一个获得中医博士学位的外国人;2008年被评为“昆明好人”;2009年获得云南省“抗旱英模”称号;2012年获“中华慈善奖”;2013年“中国因你而美”10佳外国公益人士,同时被CCTV评为年度慈善人物,入选云南省“十大新闻人物”。

这些荣誉都和他的职业有关。

迪亚拉出生在马里的一个医生世家,在来中国留学之前,他一直学习的是西医。来中国后,他便迷恋上了博大精深的中医。他从中国文化入手,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医。

1999年,迪亚拉以无国界医生组织成员的身份来到昆明,“就是昆明举办世博会的那一年,昆明干净、温和、舒适,我觉得这是中国最好的城市。”那时迪亚拉已与四川姑娘杨梅结婚,他就把家也搬到了昆明,随后,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献给了云南的边远山区。

来昆明之前,迪亚拉在北京、广州、成都都生活过,而且每年的春节差不多都在中国,他也看到了“年味”的变化。

“1984年到1993年,各地过年的气氛都很浓厚,1994年以后感觉‘年味’就淡了,直到2008年,大家对春节的热情似乎又开始升温了。”说起春节,迪亚拉扳着手指回忆自己来中国之后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看春节的感受。“大约从2002年开始,我多数时候都是在云南各个项目点上过年,州市的春节很热闹,每逢这个时候,我也想家,可能因为过的是中国的节日,过年时并不是想非洲的家,而是昆明的家。”

迪亚拉最近5个月特别忙,在家的时间加起来都不到10天,迪亚拉这次返回昆明,距离春节只剩几天时间,他刚从曲靖考察项目回来,而第二天可能还要去趟红河。在两天的间隙里,迪亚拉抽空接受了采访。

见到迪亚拉时,他刚从广福路一所国际学校接两个孩子放学回来。在家里屈指可数的时间,迪亚拉希望尽量多陪孩子,因此每次在家,接送孩子便是迪亚拉十分重要的任务。


多年来,迪亚拉一直很忙,仅现在参与的各种公益项目大大小小十几个,经常连正常的节假日都保证不了。

迪亚拉的儿子16岁,已经能独立处理自己的事情,而且正值“耍酷”的年纪,感情轻易不外露,但他的小女儿就不一样了,7岁的尼西很想爸爸多陪着她,由于经常见不到爸爸,只好写信来诉说心声。“她在信里说希望我能多陪陪她。”迪亚拉这么多年为公益付出了许多,却亏欠了家人,说起女儿,他十分愧疚。今年终于不用在项目点上过春节了,迪亚拉决定陪着孩子去成都的外婆家。

“爸爸可以陪我很长时间了。”有了爸爸的陪伴,尼西的快乐溢于言表,在家里蹦蹦跳跳。

“我常在云南发现故乡的影子”

迪亚拉做慈善事业,虽然在云南的时间最长,但是全国各地都有他的足迹,而且很多城市还向他递来“橄榄枝”,以优厚的物质条件吸引他去工作,可迪亚拉却舍不得云南,“我想申请落户昆明。”目前,迪亚拉还是马里国籍,不过他已经符合申请中国国籍的条件,按照政策,他可以申请落户北京、成都、昆明。这几个城市里,迪亚拉最希望留在昆明。

每一个远离故土的人,总可以从他的身上发现思乡的印记,迪亚拉也不例外,客厅的柜子上,除了全家福、各种颁奖的照片,就是他从家乡带来的各种木雕、皮鼓等纪念品。虽然迪亚拉并不健谈,但是说起马里,他的眼睛里放出异彩。他从家里翻箱倒柜,找出很多从马里带来的东西:乐器、装饰画、衣服、枕头、草帽、葫芦,甚至草药。

云南拥有多彩的民族文化,迪亚拉经常发现一些与非洲文化上的共通之处,让他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这就是他难舍云南的重要原因。

“你知道吗?我经常在云南的各地发现一些和马里相似的东西,太神奇了。”迪亚拉说,他曾在红河吃过一种豆豉,和马里的一个民族做的一模一样。“你看这件蜡染的衣服,是不是和云南的扎染有异曲同工之处,衣服上的花边是不是和哈尼族的服装很像?再看这幅染布画,如果不告诉你,你会不会认为出自云南?这个鼓,是用胳膊夹着,利用压力让它发出不同的声音,我在云南也曾见过这种原理制成的鼓。”谈起这些,迪亚拉十分兴奋,不停地对比、演示。“我还在红河见到两种市场上没有的水果,当时我惊呆了,因为非洲也有,而当地的百姓知道它们能吃,却没有汉语名称。”每次发现这些,迪亚拉都很惊喜。“相隔万里的两地人民之间竟然拥有这么多相同的东西。”迪亚拉说,以后他想在做慈善事业之余,就非洲文化和云南民族文化的共通之处做些研究。在对故乡马里的眷恋和对第二故乡云南的奉献,使迪亚拉找到了一种平衡方式。

迪亚拉不表达他的思念,但他的思乡之情溢于言表,毕竟10年没有回家了,甚至在父亲去世时,他都没有回去。当时迪亚拉正拉着一批志愿者准备去麻风村,接到电话的时候,他刚上二环。“这么远,回去也来不及了。”讲到这件事,迪亚拉停顿了一会儿。

迪亚拉也并非不想回家,实在是因为回家一趟,花费不菲。“一家四口回一次,各种费用加起来大概需要10万元,这些钱可以让2个村子喝上干净的饮用水,还可盖2个卫生厕所或者给5个村卫生室装备基本的医疗设备。”

在马里,迪亚拉的家庭算是名门望族,而他在兄弟姐妹当中属于过得清贫的,毕竟他在做慈善事业,只够养活家人,他又不愿意让家人资助,因此,多年来,为了省钱他很少回马里。

“我对自己的生活很满足,能帮助别人,做些有意义的事,日子过得很充实,这就够了。”迪亚拉说。

记者马雪荣报道


子页面广告 04 05 06
子页面广告 07 08 09